李媚訪談實錄精選

同時可能我們雜志因為在深圳辦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，盡量地把我們雜志所能找到一些國外的東西大量地介紹給大家，因為當時的資訊是非常封閉的，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少。但是因為深圳離香港很近，所以我們有可能獲得很多的資訊。包括當時在登阮義忠的很多東西，我們當時盜版，還沒正式認識阮義忠之前，我就開始盜版了，用了很多的東西。

但是因為那個時候，我們對世界攝影師完全沒有一個認識，我們中國的攝影和整個世界攝影發展的脈絡、發展的關系。等于我們在1949年之后建立了一個自己的體系，而這個體系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固化、單一化的東西，完全是屬于意識形態。

當這個意識形態被一種政治集權打碎了之后，比如文革結束了，我們從集權的時代走出來之后，這個時候的人真的是很惶惑的。我們不知道我們要怎么走，甚至我們都對攝影缺乏認識，不知道將來用攝影干什么，將來能做什么，就是攝影是什么，還能做什么，這是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。

想起來我們這一代人，侯登科、于德水，我們這些朋友們在一起，我覺得整個攝影史伴隨著我們青春成長的一個年代，就是我們跟攝影一起成長。同時，我們對于社會生活的理解，對于自己生命的理解，我們價值觀的建立，也都是在這樣一個年代一點一點往前走過來的，所以侯登科當時是我們雜志很重要的一個作者。

因為那么一個人，他其實對你的生命和生活的影響是很巨大的，不管他死了還是活著，他一直在那。

所以后來侯登科走了以后，我們大家一起聚會的時候，我說我突然理解什么叫絕望。我們用盡一切辦法，傾其所有，然后你不能叫一個侯登科回來坐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起。我那個時候就是這么說的，我終于知道什么叫絕望，那真的是絕處。

現在想起來當然挺遺憾的，我們真的不是稱職的人把他的東西很好地整理，但是我們也就只能做到那樣了，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遺憾的，遺憾就遺憾了，沒有什么東西是完美的。該遺憾的就遺憾，該不能回答的東西就不能回答。有些東西是你的，那就留下來，一個人他總該帶一些他的秘密走吧，跟我們每一個人一樣，我們也有屬于我們自己的秘密。